2000年以后工资增长加快，特别是2007年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，工资增长进一步加快，工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。

其在经济上的成就傲视整个人类历史，目前亚洲GDP占了全球的27%，而50年前不到5%。中国将利用这个契机，积极主动走出去、引进来，利用好国内外资源，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转型，而且能够满足其他国家经济建设需要，扩大中国对外影响力，重塑全球新的政治经济金融版图。

德、法、意三国政府也希望加入这一机构，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形成潜在挑战。进入 邵宇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亚投行 全球化 产能 资本 基础设施 。中国力图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动摇者。2014年10月24日，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《亚投行备忘录》。从更大的图景来看，全球化总是关于贸易、投资、货币、人员和文化的交流。

最后如果以经常账户盈馀佔GDP的百分比来衡量一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可动员能力，东亚的投资能力最强，甚至远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。总体来看，亚洲四大区域在五大治理领域内普遍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距离OECD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差更远。李扬说，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，最短的周期是1年，还有3年周期、5年周期、10年周期、25年到30年周期，最长是50年到60年周期。

而且由于是在下行阶段，大家都要缩短这个下行阶段，于是都在改革创新。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的哲学思维非常好，差距就是增长的机会。11月10日，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上阐述了我国新常态的速度变化、结构优化、动力转化三大特点。第五次：上升期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本轮危机到达之前。

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要去投资依赖，但是又不得不依赖投资。但是所有的事情要想有条不紊地完成必须有个稳定的宏观环境。

但是我们看到，美国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可能还处于上一轮的工业革命，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新常态下行的时间会超过美国10年以上呢？ 李扬：你的判断有些问题。根据这样一个概念，列一下18世纪末以来的5次长周期。谁改革得快，谁的决心大，就会在未来占领先机，现在看起来中国还是不错的。美联储主席说得非常客观，改革竞争中，中国三中全会、四中全会的决定将领导我们实现新常态愿景的战略。

新常态应是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 其次，从长周期角度看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嬗变。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研究，科技革命引发创新，创新则带动经济发展，创新是新生产函数的建立，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。中国学者在2014年之前也用这个概念，但是不太多。李扬还表示，新常态的特征已经展开，从此看中国经济形势，不能只看增长、物价、财政收支，还要看三个层面：一是看当代东西，二是看质量效益的提高，三是看改革是不是取得了稳步进展。

2013年，英国、澳大利亚把贩毒、妓女、慰安服务都计为GDP。第四次：上升期发生在1945-1973年。

大稳定时期，全球经济持续增长，低通胀、低失业率而且经济波动似乎已经都被熨平了。在国内，新常态概念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发展阶段密切相联。

在中国创新是个很广义的概念，包括引进。每一种周期都对应着它的物质变化，因为物质是基础。李扬认为，主要可以强调四个领域。李扬表示，美国人看得很清楚，大家都在长周期下，差不多，这时候就看是不是有幸地遇到一个坚强、智慧的领导层带领民众走过去这段时光。第三，宏观经济政策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，致使经济恢复难现。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，所以对我们的智慧提出很多的挑战。

关于旧常态，国际上也有一个概括，叫作大稳定。GDP统计范围的扩大就是市场化不断加深的过程。

有补课性质的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学习，通过学习创造出GDP，创造出增长。不行的原因就是上述列举的那些，科技没看到大的变化，人口开始恶化，利率水平也不有利。

三是做好托底，因为结构调整是很残酷的，一定会有很多不良资产，还有很多失业，不能让结构调整变成社会动荡。二是保持定力，只要不冲破底线就要坚定不移推进各领域的改革。

全球经济的新的治理结构是以投资的自由化为基础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三大支柱是货币、贸易、投资。创新带来著名的概念就是创造性破坏，但是之后是创造，是新的世界。就是说从2002年开始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，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所谓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。同年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进入对全球形势判断的行列，总裁拉加德指出：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，其基本表现是标配标准化的描述，弱复苏、慢增长、低就业、高风险。

从国际经验看，专利转化日本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，中国也需要时间。实现转型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如何引领新常态。

原因四：环境资源约束增强。我们差距确实有很多方面，但是过去周期的差距现在是我们的优势，学来就行，拿来就是我们的成长。

春节前接待美联储主席，问美国经济怎么样？美联储的主席说短期还行，长期不行。我自己觉得，我们所以稳定比发达国家高出3%、4%的增长，就是在于我们是很低的成本获得成果。

第二次：上升期出现在1850-1873年，这主要归功于煤炭、钢铁和铁路方面的创新。那是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时候首次使用这个概念，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如果把下行阶段说成是新常态的话，它的上行阶段就可以对应说是旧常态。

从国际上来看，最早在2002年，新常态出现在西方媒体上。但是到了如今，中国的创新跟国外发达经济体已经处在一个水平，或者人家还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已经不让中国学了，那就只有靠自己创新。

在旧常态下，中国劳动投入逐年增加，资本投入逐年增加，过去30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27%。但是，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低，于是中国一边欢呼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，一边看到中国总体劳动生产率下降。

三，谁来投？要让民间资本发挥作用。想要投资继续增加，但是不要杠杆率提高，不要负债率太高，于是就有了金融体系如何安排的问题

(责任编辑：亚瑟小子)